菩薩道與人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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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「利他主義」

開啟人們的「善性」

這一點,使我想起了當我在美國克萊亞蒙特‧麥肯納大學演講(題為《探求新的統合原理》,1993年1月)後,已去世的鮑林(Linus Pauling)博士講評時談到,「如果問我們應該做些什麼,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立足於人生命的『第九界』、即菩薩界的精神來行動。」

夏威夷大學教授查普爾(David W. Chappell)博士也同樣著眼於佛法教導菩薩似的生活方式。在題為《菩薩在二十一世紀的公共作用》的論文中,他廣泛論說其現代意義,說所謂菩薩,正如日蓮所言,「度一切眾生之後,自欲成佛是也」(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》433頁),可以解釋為要使所有人幸福的利他的生命、慈悲的境界。

菩薩的特性可以從各種角度來論說,但我要指出,從「人權」這一觀點來說,尤其重要的關鍵是菩薩本身立誓要挽救世人,而本著此目標來進行所有活動。而「誓願」此行為既非受他人強迫,亦非外在的因素,而是一種自發的內在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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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典裡提到一個和釋尊同時代的女性勝鬘夫人的誓願(《勝鬘經》):「看見孤獨的人、無理被拘禁而失去自由的、患病的人、受災的人、貧困的人,決不視而不見,一定要使他們安穩、富裕。」她按照這一誓願,畢生堅持利他的實踐,開啟人們的「善性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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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這一點,我要介紹印度法學家巴施(Upendra Baxi)在論文《人權教育--紀元三千年的誓約》中的一段話:「人權最重要的根源,存在於不撓不屈在世上為其確立而奮戰的人士的意識之中。這些不斷的奮戰包括推進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自決、反對人種性別歧視和威脅、使貧窮的人能達到人最低限度的生活、防止地球環境的惡化和破壞、向結構中對弱者與被剝削的人們(包括原住民族)『文明的冷漠態度』挑戰。」由此可見他的發言與勝鬘夫人的「誓願」一脈相通。

佛法以「心為切要」這句簡單的話,來說出發自內心的重要,指出釋尊一生的目的在於實踐人道主義,挽救世人,所以磨鍊一己之人格才是修行的最大重點。這也闡明了,不聯結起人類內心自發精神的外在規範是脆弱的,只有結合兩者才能確立真正人權鬥士的巍然屹立人格。

半個多世紀以前,在軍國主義橫行的日本,創價學會創辦人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曾堅決主張:「賞善與罰惡是一紙的兩面」,「只有能敵對惡人之勇士,才能成為善人之友」,「要成為不安於消極的善良、敢於主動地積極行善的勇士」。他正面對抗猖獗發動侵略戰爭、蹂躪人權的軍政權,置彈壓於不顧,堅持信念,在獄中結束了一生。對於牧口首任會長,我肅然起敬。今日國際創價學會(SGI)的人權運動,正起源於那種不惜犧牲的精神中。

23年前成立SGI時,我曾號召:「不是只冀求自己的開花結果,而是要在全世界播撒和平的種子,度過如此尊貴的一生。」那也是從心底發出的吶喊:正如「不幸並非他人的專利」一樣,「幸福也非自己的專利」,在他人之中發現自己,在自己之中看到他人,打破「小我」,沿著「大我」的菩薩道貫徹一生。

相關文章 廣宣流布 廣宣流布 這篇文章節錄自池田會長《青春對話》一書,池田會長淺顯易懂向青年們地道出廣宣流布的意義。 SGI會員在各國是好市民,開展和平、文化、教育運動,同時在日常生活中絕不無視最痛苦、最苦惱的人,「要鼓勵他人」、「要為他人分憂」,率先以菩薩的精神不懈地為他人服務。我認為這是我最大的光榮與喜悅,也正是現今所需要的「創造人權文化」踏實的實踐。

總之,我相信,如菩薩的「誓願」所顯示,若能在每個人生命裡確立責任和義務等道德論理觀念,真正的人權文化定能開花,因為試圖要克服對人類尊嚴產生危機的自動自發精神,才是「人權最重要的根源」。

「人權的普遍性」這一主題,正如在1993年的世界人權會議上意見分歧那樣,人類需要以智慧來克服。我借用菩薩的「誓願」所介紹的生存方式,是一種自發地甘願實踐「誓願」的生活方式,只有如此,人權才能超越外在侷限而變成自發的,成為能改變現實的真正力量。立足於這一觀點,推進對話,摒棄「普遍性」和「相對性」的對立,才是地球上平等地實施人權不可欠缺的首要條件。

──池田大作著

<摘自1998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「萬年遠征--從混亂到秩序」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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