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
人本主義──全球文明的黎明

池田大作,國際創價學會會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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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律」才是二十一世紀之樞紐 嫉惡精神與對話的復權

去年作為二十一世紀最初的一年,當人類揮別「戰爭與暴力的二十世紀」,正要邁出新的一步之際,卻發生了重大的事件。不用說,那就是稱為「9‧11」襲擊美國的恐怖事件。   

數千人的寶貴生命葬送在倒塌的摩天大樓瓦礫中,這項史無前例的恐怖事件,無論是打著什麼旗號,都是絕對不能饒恕的。   

儘管聯合國提倡「不同文明間對話年」,但與這種寬容共生的對話精神極端相悖的恐怖活動震撼全球,造成一場令人痛苦莫名的悲劇。   

為害如此,卻沒有任何人發表犯罪聲明。這種卑鄙的匿名行為,實為徹底威脅人類安危的惡魔行徑,簡直是對標榜「不同文明間對話」世界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、侮辱、與蹂躪。 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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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更不能忽視的是這次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帶給人類的心理影響。歷史學家施萊辛格(Arther Schlesinger) 形容9‧11之後的美國為「充滿不安與苦悶的社會」。許多有識之士也認為以這一天為分水嶺,「世界完全改變」了。   

在這事件中,有二十四名日本同胞遇難,但日本卻仍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,雖然輿論調查顯示出社會的不安因素確實有所增加。   

有人甚至把巨塔似的雙子樓崩潰、炭疽細菌恐怖活動帶給社會的混亂比擬成「啟示錄」(注解1)。不可否認,鬱悶的千年紀氣氛,不僅瀰漫在美國,而且也不斷向世界蔓延。   

以美英兩國為中心的軍事行動,使情況看來大致有個終結。但是這次的恐怖事件給社會留下的創傷,包括對經濟的打擊,實在太嚴重了。儘管如此,如果因恐怖 活動的影響,使時代陷入黑暗的話,反而正中恐怖主義者的下懷。既然恐怖活動的最大企圖是使人類陷入不安與混亂、煽動恐懼與不信賴,那麼,人類更應決不屈 服,斷然發揮出凌駕於此的「精神力量」。

防止恐怖活動對策的觀點 

雖說「夜愈深,黎明愈近」,但新時代的大門不會自動敞開。一切取決於人類能否從悲痛中站起,正視此危機,並將其轉化為時代變革的良機。   

時代誠如歌德(J. W. Goethe)所言,「人類只要有信仰與勇氣,任何困難的計劃都可以實現」(Johann Eckermann埃克曼著《與歌德的對話》),人類要挺胸檯頭,沈著地面對這困難課題。   

使「不同文明間對話年」陷入低潮的惡性犯罪──為了不使其導致「文明衝突」、「文明間戰爭」的最壞後果,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「犯罪」來處理。這一點我 還將在後面重述。我在以前就曾主張應該及早設置「國際刑事法院」(注解2),這也是因為恐怖活動原本就是一種「犯罪」行為,理應受到處罰。   

當然恐怖活動不是靠處罰就能解決的問題。為了防患於未然,消除恐怖活動的苗頭,必須結合國際法、國際警察等力量,共同探討。   

在制定制度或預防措施的同時,須採行治本的方法。有識之士以這次事件為契機,對產生恐怖活動的土壤、背景,提出種種指摘。令人高興的是,為支持重建阿富汗的國際合作體系也總算有了頭緒。

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苦惱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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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,我想先從這些問題根源的疑難(aporia)談起,即如何面對這種不可理喻的狂熱恐怖活動?   

要和躲在幕後的他們,別說是進行交涉,即使是對話,或是媾和的可能性到底如何呢?這個難題現仍煩惱著整個世界。   

就此,甚至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間也產生了歧見。由此可見,這並非是容易解決的問題。   

去年12月,在挪威舉行了紀念諾貝爾和平獎一百週年的專題討論會,其最大的焦點就是應否採取軍事行動來對抗恐怖活動。與會的得獎者一致認為,僅憑軍事行動無法杜絕恐怖活動。至於對軍事行動的評價,則產生很大的分歧。   

這些志向崇高、為和平奮鬥的得獎人之間也為此而產生了隔閡。如果不耐心地對待和超越這難題的話,那麼真正的「和平的二十一世紀」就不會到來。 

世界良知面對的重大難題

在面對冷酷無情的「惡」時,「善」能作些什麼呢?又如何與其對抗呢?   

越是深信人類良知與性善的人,越是難免對此感到困惑、無力、束手無策。我想困難就在於難以消除這種像被黑暗所籠罩的負面想法。   

例如,少年時代曾在納粹集中營受過地獄般煎熬,而後以寫作為業的埃利(Ellie Viesel),他通過文人的修飾言詞訴說:   

「精神是強大,但面對暴力則顯得無力。拿著一挺機關槍的恐怖份子比一百個詩人、一百個哲學家更強。恐怖份子已作出了證明。」(「朝日新聞」2001年12月5日) 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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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精神是強大的,但是面對暴力是無力的」──這是一種逆說。   

埃利即使面對納粹這冷酷無比的暴力,仍然相信人類的精神力量,把對和平的希望寄託於筆端。但是這次,連他也不得不贊成美國行使武力,可見他是處於何等的困惑與進退兩難的窘況之中。   

另外,印度出身的劍橋大學森教授(Amartia Sen,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),對被指責為恐怖活動溫床的第三世界貧窮問題給予深刻的理解。這位學者冷靜地說:

「行使武力當然是不應該。但想到9月11日 所發生的事情,必須採取某種方法去對付,是可以充分理解的。如果沒有懲罰,恐怖活動還會繼續發生。」(「朝日新聞」2001年11月2日)   

我們應注意到他使用「採取某種方法」、「如果沒有懲罰」等語句,慎重地避免使用「武力」或是「復仇」的字眼,但仍然強調必須「對付」這一點。他帶有抑制的語調,反而突顯出所面臨的反恐怖活動課題之龐大與艱難。

斷絕「連鎖報復」的難度 

圍繞現代的黑暗深不可測,要透過黑暗遙望晨光,需要相當的精力。   

常言道:「冤冤相報何時了」,報復決不會是次而告終,這是用大量鮮血換來的、可說是人類罪孽的經驗談。   

但是,正像古今中外如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《忠臣藏》等復仇名著,其膾炙人口的原因,就是因為它摒棄了旁觀者的觀點,著重描寫當事人的意識,使人感同身受。如果輕描淡寫地描寫,則絲毫不會引人共鳴,只會成為空洞的口號。   

《聖經》中有這樣的名言:「你們一向聽說過,以眼還眼,以牙還牙。我卻對你們說:不要抵抗惡人,而且,若有人打你的右頰,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。」要把「報復的倫理」轉為「愛的倫理」,並非一件易事。   

當托爾斯泰(Tolstoy)冒昧正言「不要抗惡」時,列寧對此激烈痛斥(注解3),貫徹非暴力這項艱鉅任務,必須得到歷經千錘百鍊的倫理規範所保障。我認為人類為至少一次,必須直接或間接地試圖解決這最沈重而難解的問題。   

進退兩難的「痛苦感覺」

如果要指責連鎖邪惡的蒙昧無知,如果要超越「以牙還牙」的人之常情,那麼正如托爾斯泰,經歷過靈魂深處的苦惱與糾葛、悔恨與洗心革面的人,才有告發的資格。目睹這次無區別的恐怖事件,那些飽受折磨人士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動了我。   

本來,不論是恐怖活動還是報復行為,從欺負弱小、家庭暴力等的小暴力,至戰爭這種大暴力,基於人性的尊嚴,我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。   

但是,痛斥行使武力,只是一味強調對話的必要性,則可能在面臨憎惡的深淵前束手無策,被暴力的滔滔洪流所吞噬。   

人類史上的和平,經常只是戰爭與戰爭間的中場,為了改變這種趨勢,我們要返回原點,每個人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革(即所謂人性革命)。這也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(注解4)所述的,在心中構築鞏固的「和平堡壘」。 

從無區別恐怖事件看「無人的心態」

這次恐怖事件的衝擊極其嚴重,因為它向全人類要求最根本的改革。   

崩潰瓦解中吞噬了幾千人生命的世貿雙子樓。灰塵彌漫的背後所浮現出的一片荒涼,完全欠缺了人性、價值和尊嚴。   

加謬(Albert Camus)把沙俄末期的一群恐怖份子稱為「心地善良的殺人兇手」(注解5),說:「在他們眼裏,殺人是必須的,但也是天理難容的」(《加謬全集6》)。   

「是必須的,但也是天理難容的」──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矛盾、進退兩難的痛苦感覺。在進行恐怖活動時,這種痛苦感覺帶來某種正面的抑制力。有次因暴君的馬車上同乘了兩個天真的孩童,恐怖份子就放棄了攻擊他的馬車。   

這次9‧11恐怖事件的犯人,會否稍微感覺到這種矛盾及心靈的苛責,是否持有自律心,而不單是自我陶醉。

無視他人的野蠻行為 

剛發生恐怖事件之後,我與莫斯科大學薩多夫尼希(Victor Sadovnichy) 校長就這個問題作了一些對談(月刊《潮》2001年11月)。   

我完全贊同校長所說的「道德、倫理感覺歸根到底存在於個人的心中」,我認為抹殺了這「個人」的性質,正是無區別恐怖活動的病源。   

我指出,這是一種在內心抹殺了「他人」存在的病態。他們的意識中雖有「敵人」,卻沒有「他人」的存在。他們的頭腦中被「敵人」這種非人的觀念所佔領, 沒有生活中千姿百態活生生的「他人」介入的餘地,甚至連平民與軍人都不能區別。即使有的話,也只是淡淡的假想存在。因此他們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、悲 傷、痛楚、哀歎,所以能做出那種野蠻的行為。   

總而言之,這是一種「無人的心態」,有的只是滿腔仇恨與自我陶醉,沒有絲毫人本有的感情或溫暖。   

人是在意識「他人」、關注「他人」之中才能成為「自我」。通過這種「自他」的碰撞,人才開始走向成熟。   

如果欠缺這個過程,那麼人類始終無法簡璆籇吽B自我陶醉的幼稚性,會變得發育不全。   

雅斯貝斯(Karl Jasper)指出「要承認對方,試從對方的立場觀看事物……為了獲得真理,反對者的意見比贊成者更為重要」(《問罪於戰爭》)。與他這觀點完全對立的自我陶醉、自以為是,是憎恨與暴力棲息、繁殖的溫床。   注視9‧11過後籠罩文明社會的黑暗時,我們看到的景象是:難辨自他的「無人心態」像幽靈般氾濫。   

在這樣的背景下,不易取得對話的成就。無須贅言,對話是在「自我」中存在「他人」才能成立。這是「內在對話」成為「外在對話」不可或缺的前提。否則,言論就成為獨白,或是僅止於單方面的主張。不僅如此,如果這種病理進展下去,言論甚至可能變成另一種形態的暴力。 

確立防止暴力猖獗的生命觀

在苦思反恐怖活動措施時,我們也不能把這種「無人的心態」當成隔岸觀火、與己無關的問題。   

我絲毫沒有容忍恐怖活動的意圖。如果屈服於那種卑鄙的威脅,或是妥協,其結果只是助長恐怖活動。只有堅決對抗的態度,才是杜絕恐怖活動的大前提。在某種情況下,也許必須採取相應的對抗措施。   

但是,許多人指出,掌握了制空權,單向而持續地進行大規模空中轟炸,已經超過了「對抗措施」的領域,種下太大的禍根。   

確實,塔利班(Taleban,注解6)政權的崩潰,暴露了這個憑仗雄厚資本、超乎想像的龐大勢力在控制著阿富汗的恐怖活動組織。   

面臨威脅時,究竟是否有完全不行使武力的其它有效措施?這無疑是擺在人類眼前重大而不可避免的課題。   

越是複雜難題,就越不存在像亞歷山大大王一刀兩斷戈登結(Gordian knot)(注解7)般的解決方案。我想只有如我在前文中所述,要與托爾斯泰那樣,通過心路歷程,從正面解決。   

這次令人憂心不已的是,空中轟炸的「無人心態」。   

在我方人員的損傷近乎於零的前提下,予以對方最大、甚至難以估計的傷害。這種想法,可能會導致對他人的生死全無感覺,把心靈的層次遠遠拋在腦後。   

更何況使用集束炸彈(cluster bomb)、燃料氣化炸彈(daisy cutter)等大型炸彈,只會增進、惡化這種麻痺的「無人心態」病症。 

德國將軍傑克特(Hans von Seeckt)的回憶

我想起小林秀雄在太平洋戰爭中留下的《關於傑克特的<一位軍人的思想>》(《小林秀雄全集第七卷》,新潮社)中的一段。   

他引用了傑克特將軍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登堡(Paul von Hindenburg)旗下,轉戰歐洲戰場時寫的感想文。   

「一向勇猛的俄軍在我們準確的榴彈炮猛烈轟擊下,倉皇失措。當我凝視著如同被恐怖侵襲的大群褐色野獸在東跑西竄時,我不由得希望他們立刻逃離這烈火般 的地獄。其實我方也不知如何防禦這種猛烈的炮擊。在該為勝利高興的時候,我反倒因為看到人類精神的慘敗而不寒而慄、呆若木雞。」   

小林秀雄評論說,傑克特看見的是「無法忍受的戰爭的墮落」。   

正像這裡所描寫的俄軍,塔利班與阿爾奎達組織(Al Qaeda)的士兵也置身於最新式武器的猛烈攻勢中,他們一定也是不知所措地到處逃竄。我們能否通過想像力,體會幾分傑克特所感的「人類精神的慘敗」的痛楚、生命感覺?   

這不僅局限於戰鬥人員。在新年的電視節目中,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「無國界醫生(MSF)」(注解8) 集團的一位代表譴責政治家,說他們經常都是太遠離自己造成後果的地方。在認清戰爭的基礎上,採取比較抑制和靈活的方法去對付恐怖活動,難道也會受到指責, 說如托爾斯泰般太憨厚?   

這種對生命的冷漠,從某種意義上來看,比恐怖活動、用武力以牙還牙的做法更令人難以忍受、毛骨悚然。   

被核武器、生化武器等惡魔產物所支配的當代戰爭,完全忽視人類的氣力和精神。不論是勝者還是敗者,人格等要素已沒有介入的餘地。   

若說傑克特感受到的「無法忍受的戰爭的墮落」已經走到了極點,也不為過。這正是所謂的「無人心態」。   

的確,就阿富汗國內而言,恐怖組織已大致肅清。然而,這份勝利感與人類倫理相距甚遠,只存在於報復的感情領域,絕對無法斬斷報復與報復、憎惡與憎惡的連鎖行為。   

我不唱缺乏建設性的「恐怖活動不對,報復戰爭也不好」這種「各打五十大板」的高調。   

我認為應該找出造成真正威脅而必須殲滅的敵人,它們就是貧窮、憎恨、與「無人心態」這種現代惡魔。   

榮格(Carl Jung)曾悲歎人類的精神病理,說:「可悲的是,零加零一萬次也得不到一。所有一切都依靠每個人的素質。儘管如此,我們這時代只知道膚淺地以數量的大小或組織的大小來考量事物。」(《現代與未來》)   

向貧窮、憎恨、「無人心態」挑戰,可能會被認為過於迂緩,但我深感憂慮的是,假如偏離了核心,把手段當成目的,我們就會誤會認為只要滅絕了恐怖組織,就解決了一切。   

去年年底,阿富汗的事態告一段落時,美國《基督教箴言報》(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, 12月18日)評論說:「勝利的遊行還太早……只要逮捕本‧拉登(Bin Laddin)事情就了結的想法未免太天真。應該遞補起來埋進深坑的不是本‧拉登其人,而是他所實踐的理念。」   

我有同感。如果不把此點定為核心,會促使軍事對策無止境地變本加厲,從而導致「文明間衝突」。恐怖主義不是僅以軍事力量為主的「硬能」(hard power)就能根絕的單純事物,它必須以「軟能」(soft power)來處理,即國際間的調整、對話、道德觀念等因素。 

復興人本主義

驅逐「無人心態」這人類最大敵人,振興人類復興潮流源泉,唯有求助於人本主義哲理。   

至今為止,人本主義這詞語曾被頻繁地、多元地解釋。例如通過社會主義、個人主義、實在主義、基督教……等等範疇。在此,我通過佛教的看法,來對「中道人本主義」進行若干的考察,希望從中找出能破除現代黑暗的方法。   

多重結構的「中道人本主義」所形成的生命觀,可以通過佛法的「十界論」、「十界互具論」明顯地表示出來。   

佛教把人類的境界、生命狀態分為十個階段。從最低的地獄界到餓鬼界、畜生界、修羅界、人界、天界、聲聞界、緣覺界、菩薩界,循序而上,一直到達佛界這一最高生命狀態。   

在此省去各項詳細說明。十界論中講到,十界的每一界並不單獨存在,每一界都潛在地又包涵十界,相互具有。   

就是說,即使現在呈現地獄界,卻潛伏著下一瞬間可以轉變至十界中任何其他生命狀態的能力。同樣,其他的各界(生命狀態)也是永無止境的連續變化。這就是十界互具論。 

持有堅強的心 

如果說十界論是各界(生命狀態)獨立的一個個靜止畫面,那麼十界互具論就是生命從冥伏到顯現,從顯現又到冥伏的、像電影一樣生氣蓬勃的多重構造。   

特別值得提出的是,這不是僅限於佛教,可以說是所有東方思想的特徵。如十界論和十界互具論,它們不把生命客體化,作為理性分析和操作的對象。它們主張發掘出深藏於自我的主體存在,即就是蘇格拉底所說的要「活得好」的邏輯。   

故此,研磨生命就會放出光彩;不研磨、放置不管,轉眼間就會失去光澤。如果被「懈怠心」所支配,那麼就會被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修羅這些惡能量所左右。如果堅決保持「堅強的心」,那麼一定會顯現出菩薩界或是佛界的善的能量。   

以「堅強的心」為發條,為了打開停滯的僵局,人要通過內心的奮鬥與自律,來發掘出善的能量。而且要不斷如此重複,養成習慣,讓善的能量成為生命活動的基調。這就是十界論、十界互具論的大意。

開展「中道主義」的社會理論 

那麼這種「中道人本主義」在社會理論上是如何展開的呢?對於這個問題,我曾在1973年7月的學生集會中暢談過,在此想以其為基礎進行討論。   

「一般社會的主義主張必然帶有其限制性質。例如自由主義,本身就存在著與『社會化』對立、互不相容的限制性質。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也呈現同樣的性質。 唯物論就是排斥唯心論;而唯心論者則排斥相反的唯物論。即便是藝術領域的主義主張,也受這限制、排斥性質的影響。其結果是把人與社會套進自己所主張的模子 裡。   

世上的主義主張總是帶有這種「套入模子」的作用。我們基於佛法的主張,並不重視這種定型化。我們著重於把握時代與狀況的實質,並從此觀察應走之方法。   

這又與順應主義有根本上的不同。這是中道主義,它不是以某種特定的形式束縛個人或社會,再加以錘鍊。   

-中略-   

就是說,我們能從完全相反的主義中找出各自的長處而加以發揮──這就是我們的特點。但,這又絕對不是沒有原則。」   

這是當時與學生懇談的紀錄,無可否認,在說明上是有些不充分。   

基於上述的觀念,在此我要強調的第一點,就是事物和現象的相對性、可變性。   

就如生命不斷地反覆著其顯現與潛伏一樣,社會現象也是如此,一切都是相對、可變的。諸行無常、盛者必衰--沒有任何「恆常」、「不朽」的事物和現象。如果無視這一點,拘泥於墨守成規,那麼就會像二十世紀流行的意識型態一樣,顯得僵硬。

超越墨守成規

社會主義的興亡是上一世紀的最大活劇;風光一時的自由主義,最近也稍顯褪色。這是相對性、可變性的典型例子。重要的是把重點放在把握時代與社會狀況, 而不是在「墨守成規」上。這不是僅限於意識型態、或是唯物論、唯心論等方面,善與惡、幸與不幸、戰爭與和平也基於同理。   

根據十界論的洞察,像地獄界這種極惡之中也冥伏著佛界的極善可能性,禍福也會不斷地接連出現。   

另外,無論在多麼嚴酷的戰爭中,也定能找到和平的因素。反之,像最近的日本一樣,表面看似和平,但是如果不能區分和平與安逸,讓現狀持續下去的話,那麼無法保證什麼時候和平就以「曇花一現」而告終。   

正因如此,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,要培養能看清事物和社會現象的相對性、可變性的洞察力,不受世間潮流左右,律己並且確立主體。   

我所說的「要把重點放在把握時代與社會狀況,從而觀察應行之道」,這點也帶有「中道人本主義」的多重結構特徵。   

為了培養這種洞察力,就像十界論中涉及到的,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中,經常會遇見現存的語言或意識型態所掌握不到的「某種事物」──我們要不斷研磨自己的心鏡,來捕捉這些新鮮的變化。   

換言之,通過自律來確立不動搖的主體,並以此為光源投射現象界時,事物或是現象的真正形態,才會恰如其分地映照在心鏡上。   

我在去年的倡言中,作為開拓時代的關鍵語句,引用了森有正(1911-76)寓意深刻的話語。   

他闡述到「世界是自律的競爭。正因如此,政治才優越於軍事,而和平的真正意義也在於此。」(《森有正散文集5》)   

我認為這不僅適用於個人,也適用於國家。就像人有人格一樣,國家也有國體。   

總之,只有「自律心」所醞釀出來的獨自品格,才能受到他人尊重,和獲得尊敬。   

關於此點,我想介紹一段釋迦牟尼的逸事。   

有人問釋尊:「若說生命皆有尊嚴,但人類是靠犧牲其他生物來維持生存的。什麼樣的生物可以殺,什麼樣的生物又不能殺呢?」   

釋迦牟尼回答說:「那就殺掉殺生之心。」   

這既不是岔開話題,也不是顧左右而言他。如果從正面回答這問題,只會陷入如經院煩瑣哲學般的迷宮(注解9)。我認為沒有比這更正確、更正統的回答。   暴力、殺生等的錯綜現象帶有許多形態。哪個殺生是正確、哪個殺生是錯誤,無法一概而論。因此「殺掉殺生之心」,不從外面判斷是非曲直,而首先從克服內 面開始。如果確立了「自律」之心,那麼無論什麼樣的迷惑、躊躇都能克服,並能作出最善的選擇、決斷--這正是釋迦牟尼的本意。

馬蒂與甘地在靈魂深處的一致

去年我與學識淵博的比鐵爾(Cintio Vitier)博士以「古巴使者──馬蒂(Jose Marti)」為主題,出版了對談集。(《加勒比海的太陽 正義的詩歌》)   

書中,我把馬蒂比喻為甘地,說:「馬蒂的一生雖不一定是清一色的非暴力,但是他精神的核心,在日後卻想不到,非常接近聖雄甘地所走的道路。」   

比鐵爾博士回答說:「馬蒂的主張比甘地的『市民不服從』更困難。他要在勢所難免的革命暴力(從一心一意地維護自己民族的物質、精神勝利)中,排除憎惡 的本能。他曾虔誠地寫道:『神啊,這是正當的戰爭,恐怕是一場重要而具決定性的、能解放民眾的唯一戰爭──是一場對抗憎惡的戰爭。』」   

為從壓抑中尋求解放,甘地與馬蒂有時會顯示出非暴力與暴力、兩種完全相反的抗爭方式。雖然方式不同,但想要克服憎惡的意志,基於「殺掉殺生之心」的「自律」這點來說,兩顆巨大的心靈想必有強烈的共鳴。   

我與比鐵爾博士都相信,當馬蒂必須二者擇一時,他心靈深處必有止揚合一的哲學為後盾。 「當脖子被繩子勒住,快將死去的時候,如果繩子不會自動解開,那產就只有扯斷繩子」(《馬蒂選集第3卷》)。   

有些所謂革命家,他們把邪惡與暴力當作促使革命發生的「產婆」,因此傾向於血流滿地的革命。馬蒂的革命觀、戰爭觀,完全有異於他們。   按照馬蒂的方法,不論怎樣反復試驗和失敗,幾經周折,最終應該會走上和平與人類尊嚴的軌道。 

文明的命脈在於對共存的意志

我要強調的第三點,就是「中道人本主義」深入思考生命,進而發掘萬人共通的普遍資質,所以,就像地獄界也潛伏著菩薩界、佛界一樣,無論在任何狀況下,無論對方是誰,只要是人,都一定能找到突破口。   

佛典上說:「自在無障礙」。其精闢的無歧視、平等的生命觀、人性觀,不分人種、階級、民族、國籍、宗教、意識型態、性相,也不通過外在、他律的要素而強硬地把人劃分和套入模式。   

我說「我們能從完全相反的主義中找出各自的長處而加以發揮──這就是我們的特點」。就是因為二者擇一的結果,往往是在本來沒有差別的人類中形成差別,這不是人本主義、人類外交應走的道路。   

基於「中道人本主義」,就會領悟到「身而為人,對他人的任何事情不認為與己無關」這種人本主義的宗旨。在我們跟前,必定會開拓出超越差異、能與所有人毫無隔閡地交心、對話的大道。我也是遵循這項信念而行動過來的。   

1974年秋,在我初次訪問蘇聯之前,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去敵視宗教的國家,而當時蘇聯的意識型態鬥爭風暴正烈。   

我回答說:「因為有人,所以我要去。」   

那次的訪蘇是我首次訪中幾個月後的事。當時兩國隔著烏蘇里江發生武力衝突,陷入緊張狀態。但是我先後訪問兩國,並與兩國首腦坦率地交換了意見。因為我確信糾紛不會永遠持續下去,結局正如所料。

以豐富多彩的世界為目標

六年前,在我初次訪問古巴的時候,古巴與美國的關係正籠罩著濃厚的烏雲。但是,我結束了在美國的各項活動後,直奔古巴,與卡斯特羅(Castro)議長會談。  

因為我一貫的信念是,如果貫徹真正的人本外交,就沒有超越不了的差異屏障。   

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(Jose Ortega y Gasset,1883-1955)說:「文明的大前提,就是對共存的意志。」(《大眾的叛逆》)   

「對共存的意志」,是指尊重差異的同時,更應超越差異,共持人類普遍資質的意志。為貫徹這種意志,可以通過對話,切磋琢磨,活躍地開展「文明間對話」,由此帶來豐富多彩的世界──我堅信這樣定能開拓人本主義的富饒世界,甚至可以誕生全球文明。   

正像美國基辛格(Henry Kissinger)前國務卿所述,去年的9‧11恐怖活動,反而形成了國際間對抗恐怖活動共識這一始料未及的諷刺結果。   

不過,每個國家都有各自複雜的國情和想法,共識到底堅定到什麼程度,是否長久,尚無定論。但是,可說達成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,那就是對抗恐怖活動不能僅依靠一個國家,國際間的協調是不可或缺的。   

現在,美國SGI青年部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行「戰勝暴力(Victory Over Violence)」運動。為了創造真正的地球文明,我們要使這場「戰勝暴力」運動發展成全球規模,大幅度地修正呈現衰退的「文明間對話」潮流,使它恢復應有的狀態。

開闢「人道競爭」時代

關於這點,我認為「自律競爭」是極其有效,且富有啟示性的提議。   

創價學會的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,在一百年前(1903年)所著的《人生地理學》中提倡的「人道競爭」,其精神正符合這「自律競爭」,堪稱為先驅。   

我在四年前的倡言中也曾論及,特別值得提出的是,這「人道競爭」並非與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等方面的競爭並列,而是要根本地改變戰爭形式。   

牧口會長指出:「人道的方式,本來就沒有單純的方法。是要把政治、軍事、或經濟活動,都包含在人道的範圍裡。總而言之,其目的是簡瑽Q己主義,使自己 與他人的生活同時受到保障,獲得進步。換而言之,就是在有益於他人的同時,又有益於自己。選擇如此的方法,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。」   

「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」,也就是奧爾特加所指的「共存的意志」。   

牧口會長提倡把包括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等所有層次,從弱肉強食的對立競爭轉換成共存共榮的協調競爭,呼籲建設一個實現「自他幸福」的地球社會、地球文明。   

對於不同文明的接觸,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(1889-1975)曾說:「接受外國文化伴隨著痛苦,同時也伴隨著很大的危險」(《世界與西 歐》)。正如他所言,萬事不一定會圓滿順利地進行,但也不是注定會發生衝突與排斥。如博士研究結果所指出,帶來觸發效果的事例不勝枚舉。我認為,絕對不可 以用「文明衝突」這一詞語,來掩飾人類的怠惰。 

SGI率先「文明間對話」、「宗教間對話」

就這一點,我們應關注去年發起聯合國「不同文明間對話年」的哈塔米(Mohammad Khatami)伊朗總統所講的話。   

他說:「任何主要文明都不是發展在隔離的狀態中。只有賦予『說』、『聽』、『溝通能力』的文化與文明才能夠留存下來。除了『說』,對話還需要 『聽』……聽不是單純的被動性行為,而是一種非常能動的行為,能讓自己體驗對方所發現及創造的世界。如果不採取主動去聽的態度,那麼對話必定會失敗而 終。」(《文明的對話》)。   

我也認為對話的過程本身比對話的結果更具有真正價值,它是人類、文明間積極地相互觸發的場所,是「自律競爭」、「人道競爭」的場所。   

我不斷地與各國的領導人及有識之士進行對話,正是基於「只有對話的力量才能聯合世界」的信條。我希望通過對話,找出解決全球堆積如山的問題的頭緒。   SGI和相關的三個研究機關(東洋哲學研究所、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、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)也在積極從事「文明間對話」及「宗教間對話」。這些都 不是為了較量思想優劣,或者「為了討論而討論」。其目的是集結人類的智慧,來預防發生糾紛、克服貧窮、和防止全球性的環境破壞。   

如果沒有對話,人類只得在獨善其身的黑暗中摸索。對話可說是在黑暗中互相照亮對方足下,找出應行之道的燈火。   

福澤諭吉(注解10)曾說:「本來,人類本性好交流。孤立獨行無從發揮其才智,家族相聚不足以達人際交往之頂峰。於世間相互交往,人民相互接觸,其交 往愈廣,其法愈得以整頓,隨之而人情愈益和睦,知識愈見寬廣。」(《文明論概略》)   

文明相互觸發,可以帶來成熟和發展;反之,只有走向衰亡。人類歷史證明,任何盛極一時的文明也不例外。   

本世紀是否有望一睹全球文明的風貌呢?現在正是面臨這一重大考驗的時刻。我相信「自律競爭」、「人道競爭」的範例,是掌握成敗的關鍵。 

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恐怖活動對策 

為了把恐怖活動帶來的危機,轉變為期待全球文明的共識,我在上述文章中談論了精神方面的對策。以下,我嘗試從法律、制度的側面來作若干探討。   

首先我要強調的是,為了防止恐怖活動,一定要使「繩之以法」作為國際社會的共識,確立普遍的法律規範,以對付任何性質或目的的恐怖活動。   

就這次以美英兩國為中心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,聯合國秘書長阿南(Kofi Annan)強調,應該按照安理會基於聯合國憲章再確認個別、團體自衛權的見解。儘管如此,軍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仍然會給將來留下禍根。   

我認為重要的是,恐怖活動的犯罪集團不管帶有怎樣的思想背景、政治背景,都應同樣受到法律的制裁,以此為共同意識來制定普遍適用的制度。   

另外,為了逮捕、拘留犯人而出動警察,雖然他們採取的是最低程度的武力,但若把出動警察也包含在這普遍的制度中,則可以防止事態的加重。   

因此我呼籲整頓國際法、國際警察、和國際司法制度,使他們以合作的形式推進制訂綜合的體系。   

然後,我認為誠如安南秘書長所強調,為了根絕恐怖活動,應該是由聯合國作為制定廣泛持續戰略方針的機關,肩負起核心的使命。   

首先對於國際法,應該加緊制定「全面防止恐怖活動條約」。   

到目前為止,以防止劫機的相關條約為首,一共採納了十二項對付恐怖活動的條約。但是,這些都是事件發生後,參照各犯罪的形式及使用的武器等,於事後制定的條約。每年,恐怖活動組織的國際網路不斷擴大,手法也越來越高明,因此更需要早日制定全面打擊恐怖活動的條約。   

當然,制定這些條約的目的是在於抑制、防止重大犯罪,因此需要國際間的合作,才能生效。正如在各個首腦會議上的呼籲,應當喚起更多的國家給予關心和支持。   

為配合這些條約,使這次事件的悲劇不再重演,作為反恐怖活動的國際聯合佐證,應儘快實現締結「全面防止恐怖活動條約」。 

聯合國設立防止恐怖活動的專門組織 

第二是關於打擊犯罪。我提議在聯合國設置專門的常設組織,一面與ICPO(國際刑事警察機構,注解11)及各國的警察當局取得緊密合作,一面推動有效對策,使其發揮國際工作網的核心作用。   

另外,在打擊犯罪集團上,要是在當地警察無法對付的情況下,是否可以探討在將來設立聯合國獨自的警察網?   

安理會基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(注解12)施行強制措施或在行使自衛權之前,先由國際合作的警察處理。在防止恐怖活動的普遍對策上,這方案是非常值得考量的。

斬斷「憎恨的連鎖」

第三,整頓國際司法制度。為此,不可或缺的是早日設置「國際刑事法院」。   

為了審判犯有集體殺害、人道犯罪、戰爭犯罪等個人,已於1988年通過設置國際常設法院的條約。但是,由於尚未達到必要條件的六十個國家的同意,所以還沒有設置。   

我認為重要的是,通過這個機構,不以武力解決問題,創設「依據法律解決」的制度,斬斷憎惡與復仇的連鎖,才是改變二十一世紀的關鍵。我一向呼籲儘快設 置國際常設法院。現在,通過「期望國際刑事法院的NGO(非政府組織)聯合」(CICC)等,正在積極地推動支持設置活動,SGI也積極地參與此項運動。   

過去為了審判在原南斯拉夫及盧旺達的屠殺(注解13)等犯罪,安理會曾設置臨時法院。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倘若需要一段時間,可以考慮採取同樣的形式,設置臨時法院來處理不時之需。   

不管怎樣,我認為有必要以這次事件為轉機,確立以國際司法制度審判恐怖活動的原則。

以長期展望支援復興 

考慮到防止恐怖活動的長久性,我想談論日本對阿富汗復興應盡的職責。   

阿富汗在持續二十三年的內戰後,雖然在上個月成立了臨時政府,現在仍有四百萬的難民,而支撐人民生活及社會的基礎建設,大半受到破壞。   

阿富汗急需國際社會的人道支持和對復興計劃的持續支持。我認為日本應積極地善盡自己的職責。   

日本在這些地域從沒有過殖民地統治、侵略行為等軍事、外交上的負面歷史。近年,通過「歐亞政策」及「絲路外交」,與阿富汗鄰近的中亞各國也建立了信賴關係。在恐怖活動發生之前,日本也曾邀請北部同盟與塔利班兩派來東京談判,努力進行探索和平的道路。   

日本一直以各種方式對阿富汗進行人道支持。日前(1月21日-22日) 在東京舉辦「支援阿富汗復興國際會議」的部長級會議時,日本又積極地支持其復興計劃等。   

我對這種努力給予高度評價,期待日本今後能高瞻遠矚、堅韌不拔地持續支援阿富汗復興,並從中探索克服「難民世紀」(二十世紀)主因的區域糾紛與民族對立的綜合方案,支援復興的理想狀態。

聯合國的和平建設(注解14)構想

近年的糾紛,經常伴隨戰爭、難民、饑餓與自然破壞等,是一種「複合性緊急事態」,有必要同時展開多方面的合作來解決 

具體地,我提議日本應參與。   

這活動是幫助因糾紛而受到破壞的社會,協助他們以自己的力量來重建安定和平的社會。內容涉及到民族和解,尊重人權,解除武裝勢力,幫助他們重返社會,確立法律秩序,增進民主制度,修建基本的基礎設施等各方面。   

聯合國以實驗性的方式,在中非等設置了「支援和平建設辦事處」。   

日本也在阿富汗推行協助難民回歸、再定居等阿蘇拉計劃(Azra and Tizan project)(注解15)。今後日本應與聯合國各機關加強合作,一面配備支持當地計劃的體制,一面培養各種專業人才,以確立隨時派遣人員的協助體制。 特別對於成為焦點的掃雷問題,日本可能在技術合作等方面作出較大的貢獻。   

另外,汲取國際社會長期以來漠視阿富汗狀況的沈重教訓,我提議,在逐步向世界報導其和平復興進展狀況的同時,為增進對阿富汗的理解,可在日本設置介紹其文化與傳統等的「阿富汗和平中心」。 

從保障人類安全角度來防止恐怖活動 

以上論述了建立防止恐怖活動的制度,及糾紛後的和平建設問題。   

與這些「事後工作」同樣重要的,就是「預防工作」。就是說,需要全世界共同合作,創造一個消除恐怖活動及糾紛的環境。   

首先,國際社會應全力以赴地展開「預防工作」。如果仍然發生恐怖事件,重要的是以「繩之以法」為原則,在國際社會協定的基礎上,按照普遍的規則來處理,應做好這雙重準備。   

近數年來,我一直呼籲建立以 「人的安全保障」(注解16)為主的國際合作組織。   

從這個觀點,我想對「人權」、「貧窮」、「裁軍」這三個主要問題,進行具體的提議。

擺脫種族歧視、排外主義

第一是「人權」。   

我特別強調,應從「人權教育」著手,進行人類心靈的預防工作。   

去年9月,聯合國在南非德班(Durban)召開了「反種族主義、種族歧視、排外主義、不寬容主義」的世界大會(WCAR)。在這之前,召開了NGO論壇。   

經由與會的SGI代表團,我向聯合國提出繼「為了人權教育的十年」(1995-2004年)之後,設置「為了和平的人權教育十年」建議。   

為了實現德班宣言所主張的:「一個公正的、全面性且具有永續性的和平……人類共存,共同享受平等、公正,世界尊重人權與安全」,其關鍵在於踏實地實踐人權教育。   

任何人都不是生來就抱有排外的觀點。很多情況是在成長過程中產生了偏見、歧視等感情,以及對其他團體的憎惡。   

基於上述觀點,SGI為支持聯合國「為了人權教育的十年」,舉辦了「現代世界人權」巡迴展,召開了人權討論會等,一直持續啟發意識的活動。   

從去年起,為了重視對兒童的教育,我們開始舉辦介紹世界一百二十個國家地區圖書的「世界童畫展」。這個圖書展以簡單易懂的形式,介紹世界各地的種種文化及生活方式,讓參觀的兒童能自然地體驗到世界千差萬別的文化,進而接受彼此的差異。   

我深信,通過日常生活中各種機會,培養寬容與關懷他人之心,如此反覆地累積,才是「創造人權文化」的最佳途徑。 

為消滅「貧窮」的協力合作 

第二是如何「消滅貧窮」。   

實際上,「貧窮」正是產生恐怖活動及糾紛的重大原因。   

至今我們一再強調,要通過國際間的合作,糾正在國際化中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,消除絕對貧窮階層。貧窮剝奪了世界上許多人的尊嚴,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威脅。

我在二年前的倡言中,提出了實施全球性的 馬歇爾計劃(Marshall Plan,注解17),對嚴重債務國撥出可利用資金作為救濟措施,緩和其貧窮狀況,協助配備教育、保健、醫療等各方面。   

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「2001年世界兒童白皮書」中,介紹了烏干達將債務救濟金的利息,充當兒童教育及健康資金的例子,強調「將債務轉為對兒童的投資,是終止貧窮的關鍵」。   

聯合國去年5月為最落後國家召開了第三屆國際會議,通過了如何克服貧窮等問題的行動計劃。7月,日內瓦高峰會議(Geneva Summit)宣言的最大課題,就是如何支援發展中國家。   

我認為,為了實現聯合國千禧年宣言:「到2015年為止,使一日平均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減半」的目標,現在正是認真地再作商討的時候。特別是在建立聯合國的「人的安全保障基金」(注解18)中起積極作用的日本,應該為解決貧窮問題而發揮更大的領導能力。   

另外,聯合國應該研究安南秘書長的提案,設置高級專員公署,以處理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問題。我們必須立足於人本主義精神,齊心協力地消滅貧窮。 

日內瓦裁軍會議的改革 

第三,裁軍是預防糾紛惡化的制度性方法。   

近年來的當務之急是確立不擴散核武器、化學武器、生物武器等與恐怖活動相關聯的大量破壞性武器的體制,徹底裁軍。   

作為突破性的有效方法之一,我強力提倡改革CD(日內瓦裁軍會議)的運作方式。   

以「十國裁軍委員會」為首,於1960年設置的CD,經過更改名稱和組織的變更,作為唯一的跨國裁軍談判機構,成立了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」、「禁止使 用生物、毒素武器條約」、「禁止使用化學武器條約」等许多重要的裁軍條約。但是,從1996年的「全面禁止核武器實驗條約」以來的五年間,一直處於毫無任 何成果,甚至連新的談判项目也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的狀態。   

為了打破僵局,我提議應該考慮修改CD最大的特點、即招致目前死結的最大原因──「全場一致同意」的規定。   

關於這一修正方案,日本於去年8月提出導入「手續上的事項由2/3的贊成票來決定」的多數表決方式的非正式方案。如果認為在安全保障問題上不適宜採取 多數表決方式的話,那麼還有WTO(世界貿易組織)所採用的「Consensus Minus One」制度(當只有當事國反對,而其它成員國一致同意時,應尊重眾人意見)方式。我認為如果不在運作上進行某種改革的話,CD自身存在的意義就受到威 脅。   

不是完全否定CD,而是改變運作方式,首先就談判主題取得大致的認同後,進行討論,而後再推敲細節,這樣可能會更有效。   

因為這牽涉到大幅改變CD傳統的作法,一定會出現異議。但是,基於推動裁軍為第一要義,正是該認真研討如何進行改革的時候。

早日締結防止核恐怖活動條約 

在裁軍方面,特別要強調的是對核武器的裁軍   

9‧11事件以後,在帕格沃什會議(the Pugwash Conference)上,以諾貝爾得獎人羅特布拉特(Dr. Joseph Rotblat)博士為首的與會者,對於「恐怖份子使用核武器」的危機表示憂心。IAEA(國際原子能組織)也通過了防止非法使用核材料,要求切實做好原 子能設施的防禦破壞活動的決議。   

雖然聯合國正在審議「防止核恐怖活動條約」,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國際輿論,以儘早實現條約的締結。   

不僅是對於恐怖活動,防止核武器的擴散及進一步裁減核武,是關乎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的課題。   

去年12月,美俄兩國基於START1(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),履行了削減六千枚戰略核彈頭的諾言,其後裁軍的具體日程尚不明確。   

在2000年的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」第六屆再研討會上,全會一致通過將「核國家對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明確諾言」這一內容列入會議最終紀錄。但是,在具體的措施及設定的期限上,尚未達成充分的協定。   

會議上,核國家之所以最終認可核武器的「全面廢除的明確諾言」,是因為有以七個無核國為主導的「New Agenda Coalition」,和其支持者的NGO運動。為了不使這一潮流消退,必須加強民眾輿論的包圍網,迫使核國家誠實地履行諾言。   

到目前為止,SGI繼承了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從生命論的觀點上,及抨擊核武器為「絕對惡」的「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」精神,繼續支持「核武器威脅展」的世界巡迴及「Abolition 2000」反核運動,擴大要求廢除核武器的人民陣營。   

今後,將會以制訂「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」為目標,繼續展開活動。

永遠從地球上消滅地雷

接下來我準備談的是,與核武器問題同樣嚴重的地雷問題。   

在阿富汗糾紛中最引人矚目的是,造成许多人民,尤其是兒童犧牲的非人道武器。廢絕這些武器成為冷戰後的世界焦點。我在1997年的倡言中曾呼籲制訂全面禁止條約。   

在ICBL(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全球禁止地雷運動)等NGO的大力推行下,「全面禁止地雷條約」於1999年生效。但是,據說現在世界上仍埋設有一億一千萬個地雷,儲藏有二億五千萬個地雷。   

這種武器最大的問題是不僅在糾紛中,即使在糾紛結束後,埋設的地雷仍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及生命造成威脅。據調查的結果顯示,在上述條約生效以後,仍有近半數的意外發生在沒有戰爭的國家。   

此條約不只是禁止使用,同時還禁止儲藏、生產及轉讓,負有廢絕義務的劃時代條約。但是,如果不是所有國家都加入這條約,就無法杜絕因地雷引起的犧牲。   我強烈呼籲,作為構築二十一世紀「沒有戰爭的世界」的第一步,國際社會應該一致早日實現禁止出口地雷,並以此作為完全廢止這非人道武器的一個步驟。並在建立合作體制的同時,也應確立清除地雷及支援犧牲者的體制,以開拓邁向「人道世紀」的道路。

里約熱內盧「地球高峰會議」以來的十年 

接下來,我要討論二十一世紀地球社會不能避免的「環境問題」。   

今年正值在巴西里約熱內盧(Rio de Janeiro)召開的「地球高峰會議」十周年,8月將在南非召開「WSSD(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)」。   

1992年,在冷戰結束及對全球環境問題的關心不斷提高之中,召開了全球高峰會議,一百八十三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加了大會,規模空前。會議取得了簽署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、生物多樣性條約,和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「Agenda 21」等許多成果。   

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評價該會議為「認識論的突破」,指出它在改變人們意識上,具有重大的意義。   

但是,會議以後,由於在對策上裹足不前,並沒能遏止地球環境不斷惡化。僅以防止全球氣溫升高為例,在通過條約的九年後的去年11月,才終於在日本京都就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義務的 「京都議定書」(注解19)的執行規章達成協定。   

這意味著今年舉行的WSSD會議,應該是實現從「認識論的突破」走向「行動上的突破」的機會。   

會議除了驗證對策在過去十年的進展狀況外,應該以新的決意和堅強的決心,提出徹底的改革對策,為人類的未來開始行動。

統籌各環境條約的公署 

為了加強國際合作,我提議在WSSD的會議上研究討論以下三點方案。﹙1)設立「聯合國環境高級專員」與其公署,﹙2)分步驟地合併各環境條約公署,同時設置「地球綠化基金」,﹙3)及早締結「促進能源再生條約」。   

第一項內容是關於機構的改革。   

現在的聯合國,除了UNEP(聯合國環境規劃署)以外,UNDP(聯合國開發計劃署)及WHO(世界保健組織)等許多機構也在開展與環境有關的活動。   

由於各公署分別展開各自的活動,為此必須建立總體規劃,互相交換信息和加強聯繫。   

人權領域設有人權高級專員、難民領域設有難民高級專員,因此在環境領域也應該設立同樣的職能及公署,調整各關聯機構的活動,健全體制,對地球環境問題發揮強大的主導作用。   

授予「環境高級專員」副秘書長級權力,因應需要,進行國際上的勸告,召開賢人會議或科學家會議,發表對將來的展望等,使他能在解決地球環境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。   

第二個方案是,取消分別設置各環境條約公署。這既能加強活動的聯繫,也可以使業務合理化,減低管理成本。   

同時可以協助削減各條約盟國在履行報告義務時的費用,將這些資金作為「地球綠化基金」,有效地用於保護生態環境、擴大森林面積的植樹活動等。   

SGI與巴西SGI在巴西「亞馬遜自然環境研究中心」進行熱帶雨林再生研究,我們會把從中取得的實際經驗與成果,盡力支持解決環境問題。

導入再生能源

第三個方案是,積極導入再生能源,轉換依賴石化燃料的社會系統。   

積極從事這項活動的UNEP指出,「積極導入太陽能、風力、波力等保護環境的能源,是千禧年人類必須努力研究的緊迫課題」,並於去年3月發表了題為「當然的選擇──再生能源的技術與政策」的報告書。   

發達國家對此問題的意識日漸高漲。2000年在九州-沖繩高峰會議後成立的「G8再生能源特別研究委員會」,在去年的日內瓦高峰會議上提出了報告書。   

在日內瓦的G8共同宣言的「留給將來的遺產」一章中指出:「除了在自國計劃中確保充分的再生能源外,也獎勵其他國家採取同樣的行動」。這是G8共同宣言首次對普及再生能源的宣言。   

在歐洲已經開始執行具體的行動計劃。去年9月,EU(歐洲聯盟)通過了關於普及再生能源的指示,爭取2010年,在總能源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一倍。   

在發展中國家,UNDP也展開了各種活動,例如在孟加拉國的小村落導入太陽能等,作為「可持續的農村能源計劃」之一環。   

我提議不管是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,都應該在WSSD上,討論成立如「促進再生能源條約」等全球規模的協議。 

採納地球憲章

與WSSD有關聯,我還要提出的是「地球憲章」(注解20)。   

提倡可持續未來的價值與原則的「地球憲章」,是以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與擔任地球高峰會議秘書長的斯特朗(Maurice Strong)為中心的地球憲章委員會負責擬草,於2000年6月發表了最終草案,並希望在今年得到採納。   

我們SGI贊同「地球憲章」的宗旨。除了在世界各地展開支持活動以外,還在和平研究機構「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」召開研討會,為擬定草案提供多方位的觀點,出版研究書刊等等。   

「地球憲章」並不僅局限於環境問題,還包括涉及到公平的社會與經濟、民主主義、非暴力與和平等項目,列入今後治理地球社會所不可缺少的綜合行動規範,應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指南。   

如果大家不是帶有共同的理想,為之努力奮鬥,就不可能使地球的未來充滿希望。因此,必須取得國際社會的一致同意,通過此「地球憲章」。   

同時為使「地球憲章」日後成為人類社會共同奮鬥的支柱,必須在民間耐心進行意識啟蒙。   

SGI將與地球憲章委員會及其他社會團體合作,協助翻譯「地球憲章」的各國語言版本,製作解說其內容和主旨的小冊子,錄影帶等。   

從環境教育的觀點上,有必要製作簡單易懂地介紹地球憲章內容的小冊子,以便青少年閱讀。   

在WSSD之前,正準備舉辦兒童創作海報、作文比賽等。希望國際社會今後也繼續把焦點放在地球未來的主人翁兒童身上,努力進行環境教育。   

我想今後SGI還將以各種形式為普及環境教育做出貢獻。 

全球性的支持兒童活動 

為配合以上這些活動,我想就今年5月於聯合國舉行的「世界兒童問題特別會議」提出一些建議。   

這會議的目的是檢討1990年「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」所訂的目標有否完成,並制訂二十一世紀新行動計劃。本定於去年9月召開的該大會,因為恐怖活動而被迫延期。   

兒童經常是混亂世界中的犧牲者。世界上約有二十一億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,而能夠生活在保障健康成長的國家還不到百分之十。   

在召開「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」以後的十年中,死於可預防疾病的兒童人數大幅降低,受基礎教育的兒童人數有所增加。結果表明有一定的進展。   

但目前的狀況是,高峰會議的行動計劃並沒有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認識,目標的達成狀況也不盡理想。為此,聯合國兒童基金建立了「為了兒童的世界聯合」網路,積極呼籲各國政府、NGO(非政府組織)、教育機構、新聞機構等的參與。   

「聯合國兒童問題特別會議」也是上述活動的一環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貝拉米(Carol Bellamy)秘書長說,該會議的目的,在於強調今天的健康兒童與明天的健康世界是相關聯的。   

截至目前為止,SGI舉辦「兒童的人權與現實展」等,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活動。該展為紀念聯合國兒童基金創立五十周年,從1996年6月開始以來,在美國各城市及南非等地巡迴展出。為配合聯合國兒童特別會議的召開,預定5月在紐約舉辦。

通過兒童權利條約的議定書 

我特別要呼籲的是,在這次特別大會上,各國的領導人應該誓約:在所有的領域貫徹「兒童第一」、「兒童為先」的原則,作為擴大維護兒童的出發點。   

我認為第一步就是強烈要求各國,通過禁止明顯侵害兒童人權、兒童買賣及兒童士兵的「兒童權利條約」的兩個非強制性議定書(注解21)。   

附帶提議,希望能在特別會議上,或在不遠的將來通過「世界教育憲章」。   

到目前為止,為了在所有的國家推行識字教育和基礎教育,也曾提出「世界全民教育宣言」(注解22) 。   

以更進一步的形式,整頓教育環境,進行國際間合作的同時,我們應該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,推行以兒童的幸福為重的「以教育為主」的社會理念,實行全球規模的世界公民教育、和平教育,為此建立共同規範。 

今年是日中韓的「國民交流年」 

最後,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和平,我有兩個提議。   

今年對於日本、中國、韓國這東亞三個國家來說,意義十分深遠。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、中韓建交十周年、韓日共同主辦世界盃足球賽,是有著三重意義的一年,因而定為「日中韓國民交流年」。   

1999年,在菲律賓召開的「ASEAN+3」(注解23)會議上,出席會議的三國首腦進行會談,加速釀成三國間的信賴合作。2000年決定了定期召開首腦會談,去年又達成了定期召開外長會議與經濟相關高層會議等協定。   

今年的國民交流年也是在這樣的對話中決定的,相信將成為加深彼此信賴與友好紐帶的最好機會。   

到目前為止,創價學會期望亞洲和平,努力與中國及韓國進行民間交流。   

由日本中部地區青年部策劃,介紹為日中友好奠基的周恩來總理生平的「偉大的領導人──周恩來」展在名古屋揭幕,預計今年內在日本國內八個地方巡迴展出。   

另外,我現在正與韓國濟州大學的趙文富前校長進行連載對談,暢談日韓友好之道。

舉辦「和平文化與婦女展」

我認為,亞洲的和平不是在哪個國家主導下進行的,應該是通過各國加深友好,不斷擴大,日漸形成。   

在今年的國民交流年,預定實施「日中韓青年領導人的交流計劃」。我希望這種交流能擴展到全亞洲,並且定期舉行,積極創造肩負下一代的青年、特別是婦女之間締結友情的機會。   

譬如,我們可以考慮以並行每年「ASEAN+3」會議的形式,在召開會議的地方進行交流的同時,開展互相加深理解對方文化及歷史的活動。也可以舉行與首腦們的直接對話,把婦女直率的意見轉達給各國的領導人。   

創價學會也預定今年在各地舉辦「和平的文化與婦女展」。我希望借此機會加深與亞洲各國婦女的交流。 

共同的歷史認識 

我的另一個提案是,為構築亞洲對歷史的共同認識,推進共同研究工作。   

去年,出現了關於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問題。八十年代以來,由於日本國內部分人對過去歷史的錯誤認識,時而引起與鄰國的緊張關係。   

這不僅是外交上的問題,考慮到歷史教育對兒童產生的巨大影響,實在令人憂慮。   

就這點,歷史學家霍布士班姆(Eric Hobsbawm,注解24)曾在《歷史論》(On History) 中強烈告誡歷史歪離真實的危險,而說:「無論面對多麼細微的事情,歷史家都應該追求普遍性」。   

曾體驗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,就歷史教育進行兩國間及多國間對話,並在1992年出版了以十二國的歷史學家為中心所編修的《歐洲歷史》。   

雖然對這本書也有正反的兩種意見,但通過對話和商討尋求不偏頗的歷史觀,我認為這具有很大的意義,並希望亞洲也應該進行同樣的挑戰。   

真誠地看待過去與真誠地面向未來具有同等重要意義。以「對話」為中心,繼續努力構築對歷史認識的共同基礎,相信是亞洲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。 

以「擴大對話」為口號前進!

不只是亞洲的和平,紮根於「自律競爭」、「人道競爭」的「對話」、「信賴」和「協調」,才是構築二十一世紀全球社會、全球文明的支柱。   

牧口會長在《創價教育學體系》中闡述:人類不應過著「依賴他人的生活」,「獨立自主的生活」也不夠,應該過一種「能貢獻他人的生活」。   

就是說,要鼓舞他人,賦予他人力量、勇氣和希望,同時追求自己與他人的幸福。當每個人都過著有創造價值的、能貢獻他人的生活時,必定能改變社會,改變世界,推動時代。   

今年,以「擴大對話」為口號,我們SGI在各國作為模範市民,無限地擴大「和平」、「共生」的人本主義網絡。 

詞語解釋:

注1:啟示錄“cogito” 

新約聖經最後的一篇,述說天國到來,而地上的王國將會迎來末日。 

注2:國際刑事法院 

為了審判戰爭犯罪等的常設國際戰爭犯罪法院。1998年通過了設立的條約。 

注3:列寧對托爾斯泰的批判

這是列寧在「作為俄國革命的鏡子的列夫‧托爾斯泰」的論考中進行的批判。在此文中,列寧從與托爾斯泰不同思想次元的戰略觀點,斥責他所說的「對邪惡不抵抗」是允許並助長沙皇的專制政治。 

注4: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

聯合國為了要復興第二次大戰戰後各國的教育而設立了教科文組織。目的是通過教育、科學、文化等範疇,增進世界人民的相互理解,進而促進和平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的開頭說:戰爭是產生於人的心中,所以必須在人的心中建築一座和平的堡壘。 

注5 :心地善良的殺人兇手

1905年2月,在莫斯科,一群屬於社會黨的恐怖主義者對沙皇的叔父進行暗殺活動。加繆在把這個事件寫入戲劇《正義的人們》,同時在《反抗的人類》中也作了詳細的闡述。 

注6:塔利班政權

伊斯蘭神學生的武裝部隊。1994年以後突然擴大勢力,1998年差不多完全支配了阿富汗。與此對抗的國內勢力是北部同盟。 

注7:亞歷山大大王一刀兩斷戈登結

土耳其古代傳說。古代首都神殿裡有部木頭車被繩子縛在柱上,相傳打這個結的是戈登王,而能解開這個結的會成為亞洲之王。亞歷山大大王路經此地時把這個結一刀斬斷。 

注8:無國界醫生集團

以緊急醫療援助為目的的國際民間援助團體。目的是在天災、人禍、戰爭等時候,超越人種、宗教、思想、政治等差別而提供援助。1971年在法國設立。 

注9:經院煩瑣哲學

經院學派,是中世歐洲教會與大學教授等喜愛研究的學問。以哲學和神學為中心,精密地把各領域分門別類。由於論法過於煩瑣,現把無用煩瑣的議論稱謂經院派。 

注10:福澤諭吉 

1834-1901,活躍於從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創辦慶應義塾,傾力於培育青年。 

注11 :ICPO(國際刑事警察機構)

1923年為了對付國際間犯罪而設立的國際警察協助機關。其淵源為以前歐洲二十四國所設置的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。其後改組,成為現在的ICPO。 

注12:安理會基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施行強制措施 

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指出對威脅和平或侵略行為,安理會有權發起軍事行動。 

注13:原南斯拉夫及盧旺達的屠殺

1991年南斯拉夫解體,引發激烈的民族糾紛。被宗教感情煽動,發生大量虐殺事件。盧旺達在1994年總統被暗殺後,民族糾紛激烈,有五十至一百萬人被屠殺。 

注14:建設和平

構築世界和平需要三大要素。在戰爭地區防止實際衝突的維持和平(peace keeping)活動。除了防止當面的戰爭以外,還促使對立雙方就解決糾紛問題進行對話的製造和平(peace making)活動。在非戰爭時期,一一解決帶來戰爭原因的建設和平(peace building)活動。 

注15:阿蘇拉計劃 

日本政府提供國際機關基金,促進阿富汗難民自主回歸的計劃。已經有五、六萬人回歸祖國。 

注16:人的安全保障

從來,安全保障是以國家作為單位來考慮。但是,由於內戰、犯罪、飢饉等氾濫,個人的生命不斷面對危機。為此,除了以國家為單位以外,產生了以人為單位的的安全保障概念。 

注17 :全球性的馬歇爾計劃

池田SGI會長在第25屆SGI日倡言中所提出的,以第二次大戰後為了使歐洲經濟復興而推行的經濟援助計劃「馬歇爾計劃」為藍本,以全球規模來推進的一個計劃。 

注18 :人的安全保障基金

這是1999年3月在聯合國設置的基金,用來支援國際組織,以便它們實施對貧窮、環境、難民等超越國境而威脅人的生命、尊嚴的援助計劃。 

注19 :京都議定書

這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舉行的「氣候變動框架條約」的第三屆締約國會議上通過的文件。規定先進國家對削減溫室效應氣體的義務,這一執行規章於去年的第七屆會議上得到最終通過。但是,美國與開發中國家是否參加,就成為今後的課題。 

注20 :地球憲章

希望能與世界人權宣言同樣被重視而制定的憲章,內容是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的規範。為了實現此超越人種、文化、宗教,擁有普遍性的規範,SGI與其他三十國的七十組織共同參與了此運動。 

注21 :兩個非強制性議定書

指2000年5月聯合國通過的「關於兒童買賣、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的兒童權利的非強制性議定書」和「關於捲入武裝衝突的兒童權利的非強制性議定書」。已經有十個國家分別批准了兩個議定書。前者於本年1月18日生效,後者於本年2月生效。 

注22 :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

1990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主辦,在泰國舉行的世界大會上通過的宣言。言及一億人以上的兒童沒有機會受到初等教育的現狀,強烈呼籲「完全普及基礎教育」。 

注23 :ASEAN+3

從1997年開始,東南亞國家聯盟十國再加中、韓、日三國。 

注24 :霍布士班姆

1917年誕生於埃及,曾在奧地利、德國、英國、美國生活的猶太裔歷史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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